羅爾斯正義論讀后感（一）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1921），美國著名哲學家、倫理學家，1921年生于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1943年畢業(yè)于普林斯頓大學，1950年在該校獲博士學位，以后相繼在普林斯頓大學（1950-1952年）、康奈爾大學（1953-1959年）、麻省理性工學院（1960-1962年）和哈佛大學（1962）任教，現(xiàn)為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

　　〈正義論〉一書是羅爾斯積近二十年的努力思考的一部心血之作，它集羅爾斯思想之大成，把羅爾斯十多年來所發(fā)表的論文中表達的思想發(fā)展成為一個嚴密的條理一貫的體系——即一種繼承西方契約論的傳統(tǒng)，試圖代替現(xiàn)行功利主義的、有關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理論。

　　羅爾斯有一句名言：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不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糾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每個人都擁有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

　　如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筆者認為應該從如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理念層面）要從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深入理解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意義，要妥善協(xié)調、統(tǒng)籌兼顧社會各方面利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及時化解各種社會風險。其次，（決策層面）制定法律法規(guī)、政策措施的時，要廣泛聽取各方面群眾的意見，要綜合考慮給群眾帶來的長遠利益和現(xiàn)實利益，要找準最大多數(shù)人的共同利益和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具體利益的平衡點。第三，（操作層面）要高度關注民生，要把有限的財政資金更多地用于社會公共事業(yè)發(fā)展和解決低收入階層的困難和問題，對困難群體給予更多的關心和幫助。第四，（制度層面）要建立健全促進社會公平與正義的長效機制，有關促進公平正義的改革措施必須整體推進，相互配套，要綜合運用法律、行政、經(jīng)濟與社會等多種手段，使絕大多數(shù)人民群眾共享改革開放帶來的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成果。

　　羅爾斯正義論讀后感（二）

　　正義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它既是構建合法社會制度的理論基礎，也是構建道德體系的理論基礎。它廣泛滲透在哲學、政治經(jīng)濟學和倫理學中，自古至今，歷久常新，成為哲學家、思想家探究的根本問題。20世紀70年代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1971年），從公平正義入手，全面系統(tǒng)深刻地論證了自由與公平、個人與國家、機會與結果等廣泛的社會政治問題，力圖為現(xiàn)代西方社會重建“公平正義”的道德基礎。他的學說，對西方政治哲學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引發(fā)了西方學界對“公共理性”與社會行為、個人權利與社會共同體要求、個人價值與社會正義、社會多元與社會統(tǒng)一、自由與平等、民主與秩序等重大理論問題的廣泛討論，從而形成了當今西方社會政治哲學的大繁榮局面，以致人們將《正義論》的出版視為“羅爾斯時代”或“羅爾斯軸心時代”開始的標志。筆者認為羅爾斯的正義觀，其視野雖然限于一種“國內社會”，但是對于處在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回顧和探討他關于公平與正義、平等與效率等一系列觀點，并對我國的社會先行制度作出合理的反思，對我國社會的發(fā)展將大有裨益。

　　應該說，羅爾斯《正義論》的邏輯還是挺清楚的，而且論證也特別的仔細而清晰，從演繹的和經(jīng)驗的兩條路證明了正義的兩個原則，成為能替代功利主義的新的倫理觀。羅爾斯走的是一條契約論的路線，繼承而又超越了傳統(tǒng)的霍布斯、洛克的思想，并借鑒的吸收了康德的某些思想。他試圖恢復社會的正義，堅持公平正義的理想，這樣一種堅持而崇高的理想我是十分欽佩的，而且我覺得這是當下社會的每個人都應該堅持的理想，如果每個人都能堅持了這樣的原則，那么社會也就會治理的更好了。可是，當前在西方國家尤其是中國，人們的思想都太過于功利了，人們把人當做手段而不是目的，從而更加注重發(fā)展一些工具性的東西，賺錢甚至成為很多人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整個社會成為了一個技術型工具型的社會，()我深深的感到悲哀和無助。我總在想，這樣一種社會風氣的形成到底是社會體制的問題還是教育的問題還是歷史的必然呢？

　　羅爾斯的回答必然是社會體制的問題，因為正義的原則還沒有被人們普遍的意識到接受并貫徹：平等自由并沒有放在第一位，并且人們往往同意犧牲平等自由而換取更大的經(jīng)濟效益，或者國家打著和諧的旗號去肆意的踐踏人民的自由權，機會也不是對每個人都敞開，往往富裕的有權的人有更多的機會并且更容易取得成功，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國出現(xiàn)了“富二代”“官二代”的現(xiàn)象，并不是具有相同才能的人就能獲得同等的地位，另外社會的發(fā)展也并沒有把最少受惠者的利益的提高放在重要地位，農民，農民工們作為社會最底層的人并不安居樂業(yè)，他們對于自己所受到的損失和不公平待遇往往表示極其的不滿和憤慨，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可以看到，在中國，正義原則的任何一條原則都沒有得到貫徹和落實，一個真正公平正義的社會在中國能建立起來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之路還有多遠呢？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而我也要為著中國的民主自由平等而不懈努力奮斗！

　　羅爾斯正義論讀后感（三）

　　本書被譽為是二戰(zhàn)后“倫理學、政治哲學領域中最重要的理論著作”。本書涉及法學、倫理學、政治學、社會學、經(jīng)濟學諸領域，對正義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剖析，以“無知之幕”和“原初狀態(tài)”的理論預設為前提，提出了“作為公平的正義理論，并論述了正義分配的平等自由原則和機會公平與差別原則。也是自由主義的重要著作。什么是公平？羅爾斯的回答絕了：”無知才能公平“。沒有偏見就是無知，也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當一個人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不知道自己屬于哪個階層，不知道自己的天賦和才能，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歡什么追求什么的時候，他的決策就是毫無偏見的。當所有的人都在這樣一重”無知之幕“背后作決策時，他們所一致公認的社會契約，就是正義的。這就是我讀完《正義論》后的最深的感受！

　　羅爾斯的正義論提出的人們會選擇的對制度的設計的兩個原則——第一個是平等的自由原則，第二個是機會的公正平等與差別原則的結合。其中第一原則優(yōu)先于第二原則。而第二個原則的機會公平原則優(yōu)于差別原則。第一個原則是有關公民政治權利部分，一是有關社會和經(jīng)濟利益部分。

　　在《正義論》的閱讀中，我感觸很深，想知道什么是正義，就要知道為什么需要正義。羅爾斯借鑒了啟蒙者盧梭的”確信每個人都應該是自由而平等的，他認為這是人類社會制度的根本前提，只有這樣的制度才是公正的、有生命力“的思維方式，提出了”正義的理想國“。羅爾斯提出，正義的定義首先需要三個前提，其實這也和盧梭定義社會契約的前提有點類似，那就是：理性的人、原始狀態(tài)和無知之幕。這自然也是一種純粹假設的狀態(tài)，但也是得到真正正義必須的狀態(tài)。

　　那么，反省我們中國的現(xiàn)狀，又有什么感想呢？我突然想到了這一方面，.我們中國現(xiàn)實中的道德社會是什惡魔樣的呢？。例如，范跑跑事件中，中國人的道德表現(xiàn)，指責范的人幾乎全部是建立在傳統(tǒng)道德基礎上混淪吞棗的道德觀念。很多都是僅僅在心領意會的共同道德認識基礎上做出。責任義務，權利自由，善惡公私等握在一塊。指責起來頭頭是道，但永遠缺乏社會根據(jù)和理論根據(jù)。沒有一定清晰的邏輯，如果叫他解釋，不可能解釋清楚的。那么他只有通過二條途徑來反擊。1,就是通過中國民眾的傳統(tǒng)道德觀念，孝道和性善論來進行，即在把人同動物的區(qū)別中，而不是人同人的區(qū)別中進行認識，所以我覺得讀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對于我們的道德建設和道德理論也很有意義。

　　正義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正當?shù)囊粋�子范疇，或者說，正義即是應用于社會制度時的正當。按羅爾斯的說法，倫理學必須包括正義論，而正義總是意味著某種平等，這等于是說，設計一種正義的社會制度就是要使其最大限度地實現(xiàn)平等。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也確實透露出這樣一種平等乃至平均主義的傾向；他認為他的差別原則達到補償原則的某種目的，即給那些出身和天賦較低的人以某種補償，縮小以至拉平他們與出身和天賦較高的人們的出發(fā)點方面的差距。在他看來，天賦不是道德上應得的，應當把個人的天賦看成是一種社會的共同資產(chǎn)，雖然自然資質的分布只是一個中性的事實，但社會制度怎樣對待和處理它們卻表現(xiàn)出正義與否的性質。他反復申明這兩原則決不會導致一個英才統(tǒng)治的社會，不會導致一個差別懸殊的社會，甚至不無天真地表現(xiàn)出這樣一種預期：倘若始終遵循這兩個原則的話，未來社會的人不僅將在制度形式上保證平等，而且能夠接近事實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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