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也不曉得怎么有那么大的勇氣,自己抱著上五十幅油畫趕火車到歐洲各城里去展覽。不是整幅畫帶走,整幅畫太大,需要雇貨車來載,窮學生哪有這筆錢?我只好把木框拆下來,編好號,綁成一大扎,交火車托運。畫布呢?我就自己抱著,到了會場,我再把條子釘成框子,有些男生可憐我一個女孩子沒力氣,想幫我釘我還不肯,一徑大叫:‘不行,不行,你們弄不清楚你們會把我的東西搞亂的!’”
在歐洲,她結(jié)了婚,懷了孩子,贏得了初步的名聲和好評,然而,她決定回來,把孩子生在自己的土地上。
知道她離開歐洲跑回臺灣來,有位親戚回臺小住,兩人重逢,那親戚不再說話,只說:“咦,你在臺灣也過得不錯嘛!”
“作為一個藝術(shù)家當然還是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她說這句話的時候人在車里,車在臺北石門之間的高速公路上,她手握方向盤,眼睛直朝前看而不略作回顧。
“他開車真‘驃悍’,象蒙古人騎馬!”有一個叫孫春華的女孩子曾這樣說她。
驃悍就驃悍吧!在自己的土地上,好車好路,為什么不能在合法的矩度下意氣風發(fā)一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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