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出生的環(huán)境，我本應該終生成為一個貧農。但是造化小兒卻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個知識分子。從小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中年知識分子；又從中年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老知識分子。現在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耳雖不太聰，目雖不太明，但畢竟還是“難得糊涂”，仍然能寫能讀，焚膏繼晷，兀兀窮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著自己，欲罷不能。眼前有時閃出一個長隊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齡順序排成了的。我還沒有站在最前面，前面還有將近二十來個人。這個長隊緩慢地向前邁進，目的地是八寶山。時不時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這八寶山。我暗暗下定決心：決不搶先加塞，我要魚貫而進。什么時候魚貫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揮手，向人間說一聲“拜拜”了。

　　干知識分子這個行當是并不輕松的。在過去七八十年中，我嘗夠酸甜苦辣，經歷夠了喜怒哀樂。走過了關大道，也走過了獨木小橋。有時候，光風霽月，有時候，－陰－霾蔽天。有時候，峰回路轉，有時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題過名，春風也曾得過意，說不高興是假話。但是，一轉瞬間，就交了華蓋運，四處碰壁，五內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這實在是見道之言。“識字”，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這頂帽子，“憂患”就開始向你奔來。是不是杜甫的詩：“儒冠多誤身”？“儒”，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舉這兩個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們早就對自己這一行膩味了。“詩必窮而后工”，連做詩都必須先“窮”。“窮”并不一定指的是沒有錢，主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做不出好詩，沒有切身經歷和宏觀觀察，能說得出這樣的話嗎？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昔西伯拘h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fā)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算了一筆清楚的賬。

　　世界各國應該都有知識分子。但是，根據我七八十年的觀察與思考，我覺得，既然同為知識分子，必有其共同之處，有知識，承擔延續(xù)各自國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這兩點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處卻是多而突出。別的國家先不談，我先談一談中國歷代的知識分子，中國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長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識分子。我的總印象是：中國知識分子是一種很奇怪的群體，是造化小兒加心加意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種“稀有動物”。雖然十年浩劫中，他們被批為“一心只讀圣賢書”的“修正主義”分子。這實際上是冤枉的。這樣的人不能說沒有，但是，主流卻正相反。幾千年的歷史可以證明，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時事，最關心政治，最愛國。這最后一點，是由中國歷史環(huán)境所造成的。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天沒有虎視眈眈伺機入侵的外敵。歷史上許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敵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說了。存在決定意識，反映到知識分子頭腦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愛國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管這句話的原形是什么樣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在別的國家是沒有這種情況的。

　　然而，中國知識分子也是極難對付的家伙。他們的感情特別細膩、銳敏、脆弱、隱晦。他們學富五車，胸羅萬象。有的或有時自高自大，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時卻又患了弗洛伊德（？）講的那一種“自卑情結”（inferioritycomplex）。他們一方面吹噓想“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氣魄貫長虹，浩氣盈宇宙。有時卻又為芝麻綠豆大的一點小事而長吁短嘆，甚至輕生，“自絕于人民”。關鍵問題，依我看，就是中國特有的“國粹”——面子問題。“面子”這個詞兒，外國文沒法翻譯，可見是中國獨有的。俗話里許多話都與此有關，比如“丟臉”、“真不要臉”、“賞臉”，如此等等。“臉”者，面子也。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國粹“面子”的主要衛(wèi)道士。

　　盡管極難對付，然而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哪一個也不得不來對付。古代一個皇帝說：“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真是一針見血。創(chuàng)業(yè)的皇帝決不會是知識分子，只有像劉邦、朱元璋等這樣一字不識的，不顧身家性*命，“厚”而且“黑”的，膽子最大的地痞流氓才能成為開國的“英主”。否則，都是磕頭的把兄弟，為什么單單推他當頭兒？可是，一旦創(chuàng)業(yè)成功，坐上金鑾寶殿，這時候就用得著知識分子來幫他們治理國家。不用說國家大事，連定朝儀這樣的小事，劉邦還不得不求助于知識分子叔孫通。朝儀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義的那一群鐵哥兒們，個個服服帖帖，跪拜如儀，讓劉邦“龍心大悅”，真正嘗到了當皇帝的滋味。

　　同面子表面上無關實則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處世問題，也就是隱居或出仕的問題。中國知識分子很多都標榜自己無意為官，而實則正相反。一個最有典型意義又眾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諸葛亮。他高臥隆中，看來是在隱居，實則他最關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來是非常多的。否則，在當時既無電話電報，甚至連寫信都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怎么能對天下大勢了如指掌，因而寫出了有名的《隆中對》呢？他經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卻偏偏讓劉先主三顧茅廬然后才出山“鞠躬盡瘁”。這不是面子又是什么呢？

　　我還想進一步談一談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非常古怪、很難以理解又似乎很容易理解的特點。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貧窮落魄的多。有詩為證：“文章憎命達。”文章寫得好，命運就不亨通；命運亨通的人，文章就寫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狀元、當宰相的人，畢竟是極少數。而且中國文學史上根本就沒有哪一個偉大文學家中過狀元。《儒林外史》是專寫知識分子的小說。吳敬梓真把窮苦潦倒的知識分子寫活了。沒有中舉前的周進和范進等的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還栩栩如生。中國歷史上一批窮困的知識分子，貧無立錐之地，決不會有面團團的富家翁相。中國詩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貧而瘦的窮人的話，什么“瘦骨嶙峋”，什么“骨瘦如柴”，又是什么“瘦得皮包骨頭”，等等，都與骨頭有關。這一批人一無所有，最值錢的僅存的“財產”就是他們這一身瘦骨頭。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后的一點“賭注”，輕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輸，他們也就“涅？”了。然而他們卻偏偏喜歡拼命，喜歡拼這一身瘦老骨頭。他們稱這個為“骨氣”。同“面子”一樣，“骨氣”這個詞兒也是無法譯成外文的，是中國的國粹。要舉實際例子的話，那就可以舉出很多來。《三國演義》中的禰衡，就是這樣一個人，結果被曹操假手黃祖給砍掉了腦袋瓜。近代有一個章太炎，胸佩大勛章，赤足站在新華門外大罵袁世凱，袁世凱不敢動他一根毫毛，只好欽贈美名“章瘋子”，聊以挽回自己的一點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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