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學(xué)讀書的時候,先生向我們說:“做文章,開頭一定要好,起頭起得好,方才能夠抓住讀者的注意力。結(jié)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昧。”我們大家點頭領(lǐng)會。她繼續(xù)說道:“中間一定也要好――”還未說出所以然來,我們早巳哄堂大笑。
然而今天,當(dāng)我將一篇小說寫完了,抄完了,看了又看,終于搖搖頭撕毀了的時候,我想到那位教師的話,不由得悲從中來。
寫作果然是一件苦事么?寫作不過是發(fā)表意見,說話也同樣是發(fā)表意見,不見得寫文章就比說話難。古時候,紙張筆墨未經(jīng)發(fā)明,名貴的記錄與訓(xùn)誨,用漆寫在竹簡上,手續(xù)極其累贅麻煩,人們難得有書面發(fā)表意見的機會,所以作風(fēng)方面力求其簡短含蓄,不許有一句廢話。后來呢,有了紙,有了筆,可以一搖而就,廢話就漸漸多了。到了現(xiàn)在,印刷事業(yè)發(fā)達(dá),寫文章更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不必鄭重出之。最近紙張缺乏,上海的情形又略有變化,執(zhí)筆者不得不三思而后寫了。
紙的問題不過是暫時的,基本問題還是:養(yǎng)成寫作習(xí)慣的人,往往沒有話找話說,而沒有寫作習(xí)慣的人,有話沒處說。我并不是說有許多天才沒沒無聞地餓死在閣樓上。比較天才更為要緊的是普通人。一般的說來,活過半輩子的人,大都有一點真切的生活經(jīng)驗,一點獨到的見解。他們從來沒想到把它寫下來,事過境遷,就此湮沒了。也許是至理名言,也許僅僅是無足重輕的一句風(fēng)趣的插渾,然而積少成多,究竟是我們文化遺產(chǎn)的一項損失。舉個例子,我認(rèn)識一位太大,是很平常的一位典型太太,她對于老年人的脫發(fā)有極其一精一微的觀察。她說:中國老太太從前往往禿頭,現(xiàn)在不禿了。老太爺則反是,從前不禿,現(xiàn)在常有禿的。外國老太大不禿而老太爺禿。為什么呢,研究之下,得到如此的結(jié)論:舊時代的中國女人梳著太緊的發(fā)髻,將頭發(fā)痛苦地往后拉著,所以易禿。男子以前沒有戴帽的習(xí)慣,現(xiàn)在的中國男子與西方人一般的長年離不開帽子,戴帽于頭發(fā)的健康有礙,所以禿頭的漸漸多了。然則外國女人也戴帽子,何以不禿呢?因為外國女人的帽子忽大忽小,忽而壓在眉心,忽而釘在腦后,時時改變位置,所以不至于影響到頭皮的青春活力。
諸如此類,有許多值得一記的話,若是職業(yè)文人所說,我就不敢公然剽竊了,可是像他們不靠這個吃飯的,說過就算了,我就像撿垃圾一般的撿了回來。
職業(yè)文人病在“自我表現(xiàn)”表現(xiàn)得過度,以至于無病呻一吟,普遍人則表現(xiàn)得不夠,悶得謊。年紀(jì)輕的時候,倒是敢說話,可是沒有人理睬他。到了中年,在社會上有了地位,說出話來有相當(dāng)分量,誰都樂意聽他的,可是正在努力的學(xué)做人,一味的唯唯否否,出言吐語,切忌生玲,總揀那爛熟的,人云亦云。等到年紀(jì)大了,退休之后,比較不負(fù)責(zé)任,可以言論自由了,不幸老年人總是嘮叨的居多,聽得人不耐煩,任是人情人理的話,也當(dāng)做耳邊風(fēng)。這是人生一大悲劇。
真是缺乏聽眾的人,可以去教書,在講堂上海闊天空,由你發(fā)揮,誰打阿欠,扣誰的分?jǐn)?shù)――再痛快也沒有了。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有請人吃飯,那人家就不能不委屈一點,聽你大展鴻論,推斷世界大戰(zhàn)何時結(jié)束,或是追敘你當(dāng)年可歌可泣的初戀。
《笑林廣記》里有一個人,專好替人寫扇子。這一天,看見朋友手搖白折扇,立刻奪過來要替他寫。那朋友雙膝跪下。他攙扶不選道:“寫一把扇子并不費事,何必行此大禮?”朋友道:“我不是求你寫,我是求你別寫!
聽說從前有些文人為人所忌,給他們錢叫他們別寫,像我這樣缺乏社會意識的,恐怕是享不得這種福了。
李簽翁在《閑情偶寄》里說“場中作文,有倒騙主司人彀之法。開卷之初,當(dāng)有奇句奪目,使之一見而驚,不敢棄去,此一法也。終篇之際,當(dāng)以媚語攝魂,使之執(zhí)卷流連,若難送別,此一法也!庇忠@人,眩人,又要哄人,媚人,穩(wěn)住了人,似乎是近于妻婦之道。由這一點出發(fā),我們可以討論討論作者與讀者的關(guān)系。西方有這么一句成語:“詩人向他自己說話,被世人偷聽了去!痹娙酥畬懺姡兇獬鲇谧匀,腦子里決不能有旁人的存在?墒且环矫嫖覀兊膶W(xué)校教育卻極力的警告我們,作文的時候最忌自說自話,時時刻刻都得顧及讀者的反應(yīng)。這樣究竟較為安全,除非我們確實知道自己是例外的曠世奇才。
要迎一合讀書的心理,辦法不外這兩條:(一)說人家所要說的,(二)說人家所要聽的。
說人家所要說的,是代群眾訴冤出氣,弄得好,不難一唱百和?墒且话爿浾搶τ谧笠砦膶W(xué)有一點常表不滿,那就是“診脈不開方”。一逼一急了,開個方子,不外乎階級斗爭的大屠殺,F(xiàn)在的知識分子之談意識形態(tài),正如某一時期的士大夫談禪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會說,說得多而且一精一彩。女人很少有犯這毛病的,這可以說是“男人病”的一種,我在這里不打算多說了。
退一步想,專門描寫生活困難吧。固然,大家都抱怨著這日子不容易過,可是你一味的說怎么苦怎么苦,還有更苦的人說:“這算得了什么?”比較富裕的人也自感到不快,因為你堵住了他的嘴,使他無從訴苦了。
那么,說人家所要聽的吧。大家愿意聽些什么呢?越軟一性一越好――換言之,越穢褻越好么?這是一個很普通的錯誤觀念。我們拿《紅樓夢》與《金瓶梅》來打比吧。拋開二者的文學(xué)價值不講――大眾的取舍并不是完全基于文學(xué)價值的――何以《紅樓夢》比較通俗得多,只聽見有熟讀《紅樓夢》的,而不大有熟讀《金瓶梅》的?但看今日銷路廣的小說,家傳戶誦的也不是“香一艷熱情”的而是那溫婉、感傷,小市民道德的一愛一情故事。所以穢褻不穢褻這一層倒是不成問題的。
低級趣味不得與色情趣味混作一談,可是在廣大的人群中,低級趣味的存在是不可否認(rèn)的事實。文章是寫給大家看的,單靠一兩個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要爭取眾多的讀者,就得注意到群眾興趣范圍的限制。
作者們感到曲高和寡的苦悶,有意的去迎一合低級趣味。存心迎一合低級趣味的人,多半是自處甚高,不把讀者看在眼里,這就種下了失敗的根。既不相信他們那一套,又要利用他們那一套為號召,結(jié)果是有他們的淺薄而沒有他們的真摯。讀者們不是傻子,很快地就覺得了。
要低級趣味,非得從里面打出來。我們不必把人我之間劃上這么清楚的界限。我們自己也喜歡看張恨水的小說,也喜歡聽明皇的秘史。將自己歸人讀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們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給他們什么,此外再多給他們一點別的――作者有什么可給的,就拿出來,用不著扭一捏地說:“恐伯這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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