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文學的真正敵人？——讀李建軍《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

自甘為“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是讓人大可佩服的，然而這樣的敵人必須是誠實與認真的，他必須拋開個人的恩怨與偏好，表達對“時代及其文學”的真實看法。這是我在閱讀了李建軍博士的大著《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之后的一些感想，本來壞書并不值得一談，不過評論一直是我個人的興趣，借此說說文學與批評的因緣，倒也順理成章。江湖傳聞李建軍博士被譽為“中國批評界的良心”和“文壇清道夫”，這樣的道德高帽子戴在一個批評家的頭上，十分的可疑。

記得英國人王爾德說過一句話：“文學就是撒謊。” 王爾德可能是文學史上第一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地公然宣稱文學就是撒謊的大作家。他提出這一觀點，我猜想是有一個目的：告誡人們不要從道德角度來評判文學，因為撒謊是惡德，根本無須討論。文學作品固然有好壞，但好壞不在于是否善，也不在于是否真，而僅僅在于是否美。

然而李建軍博士卻祭起道德的手術(shù)刀，對當代作家進行道德大批判。在《文學寫作的諸問題——為紀念路遙逝世十周年而作》一文里，李建軍罕見地贊揚了路遙的“敘寫道德上的善良”之主題。盡管這是李建軍極其罕見的對當代文學所表示的敬意之文，但其分析手法，仍然不脫道德的贊美或批判。此后在《私有形態(tài)的反文化寫作——評〈廢都〉》、《隨意杜撰的反真實性寫作——再評〈廢都〉》、《草率擬古的反現(xiàn)實性寫作——三評〈廢都〉》三篇文章里，李建軍高揚了自己的道德批判意識，極盡丑化與挖苦作家賈平凹，根本不是什么作品評論。

老實說《廢都》寫的確實不好，你要是直言批評，那是很正常的事，可是看看李建軍是如何批評的：“賈平凹的粗糙的文字和貧乏的想象力，實在令人失望；他不過是個平庸但卻勤奮的普通的‘著名作家’而已；他離‘大師’和‘天才’，比西京城離雅斯納雅·波良納還要遠。”至于說“他（指賈平凹）是一個怯懦的人”更與文學評論沒有任何的關(guān)系，近乎人身攻擊。

真正的批評家對于文學作品應(yīng)該采取一種“理解之同情”的態(tài)度，是與評論的作家平等的對話，絕不是高高在上的打壓與詆毀。而在李建軍的筆下，中國當代文學幾乎沒有一部作品令他滿意（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是極其個別的例外），莫言的《檀香刑》“文體、語法、修辭上都有問題”，“一次失敗的撤退”。阿來的《塵埃落定》只是“繡花碎片”，“失敗的不可靠敘述者”，“遠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劉震云的《一腔廢話》、《手機》等小說是“沒有收獲的閱讀”。

殘雪的小說是“一種怪異的文學現(xiàn)象，是修辭失敗的產(chǎn)物”。余華的《鮮血梅花》“胡編亂造、乏味無聊”，《現(xiàn)實一種》“語言蕪雜不整、情節(jié)荒誕離奇”，“總之，余華的小說是一種極端形態(tài)的病態(tài)化寫作。”至于80年代的先鋒小說更是被李建軍罵得狗血淋頭，馬原只會“故弄玄虛”，洪峰“令人倒胃口”，北村“思想混亂、缺乏主題深度”。在博士李建軍的眼里，中國當代文學僅有一部《平凡的世界》“豐富了大學生的精神生活”，然而如此詆毀、貶低、丑化當代文學，不知道李建軍的理論批評如何能夠立足？

一切帶有創(chuàng)新意味與超出常規(guī)的小說寫作都會引起博士李建軍的憤怒與批判，勞倫斯因為寫作《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其中大量的“性描寫”讓李建軍極為不滿，怒火噴薄：“勞倫斯的小說看不到包含著成熟的道德意識和可信賴的道德判斷的思想”，“勞倫斯對性的理解是有害的，而他對性行為的渲染也是夸張的、病態(tài)的、粗俗的。”然而周作人先生早在數(shù)十年前就指出過：“我不明白為什么性愛是如此丑惡，至于不能說起，至于會增加罪惡？”，由此可見，博士李建軍頭腦之封建與心靈之卑劣。

而法國新小說派由于探索新的小說領(lǐng)域，運用新的表現(xiàn)手法和語言，展示一個客觀存在的世界，其倡導(dǎo)的“零度寫作”與強調(diào)“物”和“空間”的重要性，重視敘述的技術(shù)，剝奪讀者的閱讀快感等風格都讓李建軍煩躁焦慮，恨之入骨，認為“沒有哪一個現(xiàn)代小說流派像法國新小說派那樣極端而有害”，“新小說的理論本身就是矛盾、混亂而有害的。” 

19世紀的小說（李建軍特別推崇的文學寫作時代）僅僅反映了這個世界的A面，而法國新小說派偏偏呈現(xiàn)了世界的B面。而這個世界的B面就讓博士李建軍無法接受。事實上，20世紀就是一個不斷突破以往既成的小說定義的時代，就是一個需要不斷為小說重新界定，重新立法的時代。從卡夫卡、喬伊斯、福克納，到博爾赫斯、卡爾維諾，再到羅伯·格里耶，20世紀的小說成了一種最具有先鋒性與革命性的形式，也是一種最具可能性的形式。

在《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的“編后記”里，主編朱競對“中國批評界的良心”與“文壇清道夫”李建軍大加贊賞，認為“這樣的敵人越多越好”，又說李建軍“容不得任何人對文學的褻瀆。”確實如此，越是聲稱容不得別人對文學的褻瀆的人，自己越容易陷入對文學的褻瀆的境地。在李建軍的內(nèi)心深處，只有19世紀的小說是偉大的，任何超越19世紀小說規(guī)范的舉動都是對“文學的褻瀆”，在這樣的文學鑒賞眼光下，20世紀的文學理所當然在博士的心目中只是一堆狗屎。

而“文壇清道夫”的責任就是清理狗屎與垃圾，難怪中國當代文學被他罵的體無完膚。法國思想家福科說過一句話：“我忍不住夢想一種批評，這種批評不會努力去評判，而是給一部作品、一本書、一個句子、一種思想帶來生命。”這是一種理想的批評，也是所有批評家所夢想的境界，但李建軍的批評只會努力下武斷的判詞，沒有給一部作品、一本書、一個句子、一種思想帶來任何的生命與活力。事實上，李建軍的批評才是對文學的真正褻瀆。在�？颇欠N理想主義的批評面前，博士李建軍的批評就像一堆狗屎與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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