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對于文學愛好者層出不窮，所以才有了我們今天這么多美文、這么多感嘆，即使是今天，對于文學愛好者仍然不少，他們喜歡用筆來記錄自己的生活，你與文學的緣分從哪來？下面給大家?guī)�來的是我與文學之緣散文欣賞。

我工作時比較理性，生活中卻是個大迷糊蟲，很容易就輕信別人，喪失判斷力，被洗腦。舉一個例子，我曾被電話詐騙一下騙走九萬多，那是我當時工資卡里的全部。剩下200塊，我動了個心思，如果全都匯過去，那我這張卡不就廢了嗎？它可是我的工資卡！就問騙子，還剩200塊，不用都給您匯過去吧？我的誠意你也看到了。他大度地說，情況我知道了，那200塊就免了吧……

報案時警察問我什么單位的，我猶豫了一下沒好意思告訴他。我覺得作為一個老報人，被操持著廣東？閩南？口音的江湖小賊騙得一愣一愣已經夠丟人的了，絕不能把報社供出來，給單位抹黑。

文學是夢幻的事業(yè)，太清醒的人干不了這個，但太迷糊的人是否就合適，也得打個問號。關于電話詐騙，我多說幾句，那是非常極端的一種體驗。騙子精心編排了一出戲，為我一個人上演，通過一條電話線，出門則打我的手機，繼續(xù)遙控。整出戲充分利用了我孤寂、悲觀的情緒，短短一小時內，他的話語在我身上產生了最大值。我當時心甘情愿第一時間把錢匯給他，按他說的用交叉比對的方式，只求盡快洗清他所編造的那個“冤假錯案”。

我對文藝作品的感應來得很早，初試啼聲還是在上幼兒園的時候，大概也就三四歲。有一次電影院放《枯木逢春》，講民間如何治血吸蟲病的，俗稱大肚子病。片子的主旨是歌功頌德，劇情圍繞老毛寫的兩首七律“送瘟神”展開。最近為了寫這個散文重溫了一遍《枯木逢春》。導演鄭君里，為其晚期佳作，運鏡與中國詩化風格的敘事已臻化境，構圖之考究，絲毫不輸于《小城之春》。江南小鎮(zhèn)的春天，楊柳岸曉風殘月，青春養(yǎng)眼的男女主角，太美了。片子完成于1961年，雖然是大團圓結局，已隱隱讓人感覺到殘酷的路線斗爭山雨欲來。

這是部十分含蓄的愛情片，一對情深意篤的年輕戀人因為血吸蟲病老是不能在一起，后來女孩也感染了血吸蟲病，并且到了無藥可救的晚期，當然，最后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人們救了她的命，這些人里包括黨員干部和青年突擊隊員。男孩想向她表達情愫，她卻將他拒之門外，等他背身離開，她又悄悄打開門，凝望著他的背影，面部表情十分虐心。

年僅三四歲的我看到此處，大喊一聲：“叫一句咯！”電影院本來鴉雀無聲，一個小孩子的奶聲奶氣劃破寂靜，捅破了那層表面禁欲實為洶涌澎湃的感情窗戶紙，招得大家哄堂大笑，苦情凝重的氣氛一下變得輕松起來。我媽老給我講這段子，頗引以為自豪。小小年紀能入戲，還引起大伙共鳴，至少有點小靈性吧，這孩子沒白生。

兒時生活的地方在贛中丘陵，贛語是中國方言的一大語系，保留了古漢語的特色，比如有許多單音詞，加之丘陵地區(qū)，“三里不同調，十里不同音”，可以分出很多支流。且喜歡用嘆詞收尾，“咯”就是其中之一，沒什么實際意義，顯得峻急而迫切。我熱愛贛語，它是我的母語，又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江西老俵說話都比較急促，在一起讓人感覺七嘴八舌，有點搶話，語言在某種程度上也塑造了江西人的性格：心眼實誠，容易著急上火，不夠有城府。

小時候，我們填表有父母出身一項，我爸是中農，我媽是下中農，兩者之間有什么區(qū)別，我不知道。我爸上的是私塾，跟著我爺爺學了一年多，就那么點兒可憐的學歷，但終生迷戀文字，解放前在報上登過小豆腐塊文章，極大地激發(fā)了他的創(chuàng)作熱情。50年代在縣委工作，官兒最大時做到過縣委副書記。曾在人民日報發(fā)表寫農業(yè)生產的報告文學，“豐收日記”，連載三天，后收入文革前的江西省小學生課本，出過單行本。他覺得寫作非常榮耀，恨不得給子女都灌輸這個思想。

童年跟文學有關的記憶，還有我哥。那會是文革后期，大人們忙于政治學習，家里只剩下疏于管理的孩子。我記得那會到了晚上經常斷電，黑燈瞎火的，極其恐怖，我哥就開始給我們講鬼故事。形形色色的惡鬼，伸著舌頭，長長的指爪，躲在床下、柜子、鏡子、茅坑里，一旦你靠近它們，它們就伸出手一把抓住你的腳脖子。也不知道他怎么會杜撰出那么多鬼怪故事來嚇唬我們，童年這是這么一天天嚇大的。后來看姜文電影，對那個時代的記憶居然是“陽光燦爛的日子”，不可思議，個體差異太大了。我對它的記憶卻是鬼影幢幢，陰郁而潮濕。記得周總理去世的那天，我扒開草叢撿到了一窩鴨蛋，七八個鴨蛋排成一個圓圈，挺神的。

上小學印象最深的有兩個語文老師，都是女的。第一個語文老師楊秀華美麗而慈祥，跟我媽關系很好，還親手給我織過毛衣；第二個語文老師也很美麗但不夠慈祥，就是我媽了，我從小沐浴在無邊無際的母愛中，她們都很愛我，有時候好得沒有原則。有一次我沒考好，回到家里媽媽把我罵了一頓，然后給了一份試卷，讓我重新再做一遍！所以我那時候的語文成績十分可疑。

我小時候的外號叫“撲氣鬼”，在家鄉(xiāng)話里指木訥，寡言、不好動那一掛。幾乎整個少年時期我都處于混沌狀態(tài)，對世界既不好奇，也沒什么表現欲，這可能跟父母一心撲在工作上，卻在政治上不得志有關系。父親想成為文人，但在機關工作，抱負得不到施展。父親頗有一點兒“文名”，常有人讓他幫忙改文章，提意見，他只會改動別人無關緊要的地方，比如把阿拉伯數字改成漢字數目字什么的；別人改他的東西，他也只會采納無關緊要、細枝末節(jié)之處。

楊秀華老師的丈夫在縣圖書館當館長，當時圖書館是炙手可熱的單位，不像現在一個閱讀器可以囤上千本書，那會人們去新華書店和圖書館的熱情很高。當時讀過一部印度小說《斷線風箏》，女孩恩珠漂泊而宿命般的戀情把我深深迷住了，那差不多是我的第一本愛情啟蒙讀物。

從那開始，我一直鐘情于通俗言情故事，幾十年來幾乎從沒有變過口味。用一個時髦的詞來說叫做中眉文化，我一直是中眉文化的忠實擁躉。中庸、中產階級的，反諷和抑郁，羅曼蒂克與潛在的不安感，我始終迷戀這個調子的東西，太高和太低好像都不是我的菜。

當然，我也有揚眉吐氣靠實力說話的時候。初中時我在分宜一中上學，那是小縣城的重點中學，突然模仿外面流行起智力競賽來。在一次全校級別的智力大賽上，記憶中應該是學校有史以來頭一次搞這種活動，我那會個子還特別小，其貌不揚，站在大禮堂的舞臺上，四兩撥千斤，力拔頭籌。問什么什么都知道，別人答不上來的我都會……從此，那份暗戳戳的智力上的優(yōu)越感始終伴隨著我，使我不肯也不愿意選擇平庸的生活，總之是有點跟命運較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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