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學史家們是否需要通過一場新的綜合穿越內史與外史之間、思想史與社會史之間的種種壁壘，突破現(xiàn)行科學觀與科學史觀的限制，有意識地為二十一世紀科學史研究開拓出新的生存、發(fā)展空間？提出此一問題是本文之宗旨。作者還從（廣義的）科學編史學（包括科學史史、科學史哲學與狹義的科學編史學）角度就此問題作了初步探討，希藉此敦促同仁更多地關注此一問題。

　　關鍵詞：科學史 科學編史學 綜合 科學共同體

　　半個世紀以來，國際科學史研究呈現(xiàn)出不斷分化的發(fā)展格局。讀一讀被學者們奉為當今科學史研究之最高成就之一的《劍橋科學史叢書》，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那里的每一本書都似乎能夠自我構成一個自洽而封閉的等待著理解的空間，它們被以叢書的形式組合在一起，卻無力向讀者乃至于社會大眾提供某種關于科學史及其含義的一致的理解與說明。

　　迄今為止，我們仍可以在科學史的任何一個子研究區(qū)中清楚地感受到兩種主要傳統(tǒng)之間的對峙，即內在主義傳統(tǒng)與外在主義傳統(tǒng)之間的對峙。當一名新的研究者準備進入科學史的任何一個子研究區(qū)域時，他仍不得不馬上作一種選擇：內史？還是外史？

　　種種跡象表明，未來的科學史研究應走向一種新的綜合。這種“新的綜合”意味著對內史與外史之分、思想史與社會史之分的某種超越，意味著要能夠成功地理解各個子研究區(qū)里已取得的學術成就及其價值，意味著寫出區(qū)別于各種舊綜合著作的新的綜合性科學史著作，更重要的是，它還意味著，要通過對科學史研究之目標、價值、研究規(guī)范與編史原則的系統(tǒng)反思，重建適于作為未來科學史研究之基礎的科學觀、科學史觀以及可行的科學編史學綱領。

　　之所以說我們所面臨的是一場新的綜合，是因為我們不能認為，在科學史作為一門學科在薩頓、柯瓦雷等人的工作中開始建構并逐漸獲得較普遍的社會認可的時期里，不曾發(fā)生過一場綜合。這場綜合在科學史史上的地位就如同邏輯實證主義在現(xiàn)代科學哲學史上的地位一樣重要。這場綜合通過一張力圖揭示“科學進步”的理性之篩，為現(xiàn)代科學史研究確立了最初的目標、價值、研究規(guī)范以及編史原則，因此，在今天看來它是極不完備的；但是，它深深地植根于那一個世紀之交里人們對于科學的本性、對于科學與歷史、哲學乃至于一般人類生活之相互關系所持有的某種共同的看法或信念之中，并因此而取得了它的成功。這場綜合一直延續(xù)到本世紀中葉并結出了豐碩的成果。盡管人們常常將薩頓力圖盡括古往今來科學技術之偉大成就與合理方法于一部龐大的編年體著作的努力視為一種無法實現(xiàn)的夢想，但正是這類夢想激發(fā)著那些科學通史或學科史作者寫出了許多在今天仍無法替代的著作，如丹皮爾、梅森、帕廷頓等人的著作。與此同時，柯瓦雷從科學思想史角度分析了從哥白尼到牛頓的物理學革命，以一組英雄史詩般的作品，為內史型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種典范。

　　今天的科學史家們已不再象本世紀初葉的科學史家以及科學哲學家們那樣，擁有某種共同的思想基礎與社會氛圍；他們對于科學、科學史的基本見解亦很不一致，而且，尖銳的分歧不僅存在于科學史家們之間，還時常發(fā)生于科學史家們與科學哲學家們之間，發(fā)生于這些學者與科學家們乃至于與眾公之間。

　　盡管我們可以從“互補”、“分工合作”等角度理解這些分歧，但這類解說卻并不能在實際上給出關于科學、科學史的某種整體的、諧調的說明，這不啻是將綜合的任務推給了讀者，希望他們自行在心中完成我們無法完成的綜合。這應該說是我們的失職。又，盡管已有的試圖熔內史與外史、思想史與社會史于一爐的為數(shù)不多的研究并未取得真正的內在的成功，說得具體些，盡管巴特菲爾德在其《近代科學的起源》中、李約瑟在其SCC中實施內史與外史、 思想史與社會史的強行轉換的手法遭到了學者們的拒斥，〔1〕但這并不足以使人得到結論說， 我們沒有任何切實可行的道路通向“新的綜合”。

　　欲走向新的綜合，我們應首先致力于發(fā)展某種關于科學的歷史哲學見解的工作，并由此通向某種新的科學觀與科學史觀。以往的學者們曾將視線更多地投向科學史與科學哲學之關系的分析之上，這促使形形色色的個案研究的迅速面世。這類個案研究往往借助于現(xiàn)代科學哲學所提供的某種科學模型來解釋科學史上的某些個案，但往往并不帶有普適性。因此，這類個案研究變成了就連科學哲學家們也難以一致認同的科學模型的無力的腳注。

　　現(xiàn)代流行的種種科學哲學學說主要關心的是科學在全部歷史時間上的“通性”，實際上是在回答“理想的科學應該是什么、應該如何發(fā)展”的問題，而且他們在解答此類問題時的主要依據(jù)是它們對現(xiàn)當代科學的了解與分析；但就科學史來說，如果它不能對科學的活生生的歷史提供有效的、整體而非零星的描述與說明，就不能算是成功。因此，科學史研究應抓住科學的“特殊性”或“個性”，應首先指向種種特定歷史時空下、與特定歷史人物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充盈著種種特殊性的種種科學及其運作過程：如是取向的科學史不一定是一定為真的科學史，但忽視歷史時空之中的種種科學之種種特殊性或個性的、其他取向的科學史，即便是極富魅力的，也一定為不真的科學史。

　　當科學史研究能夠給出帶有特殊性的科學在空間中的分布以及這種分布隨時間變遷而變遷的過程，我們便能夠了解種種小寫的科學是怎樣匯聚成某種全球性的、大寫的科學的過程，繼之，我們還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刻劃今天意義上的大寫的科學的空間特性與時間特性，并由此將目光伸向未來。在此圖景中，我們還不難明白：以往的科學史研究已為“新的綜合”準備了某種基礎，沒有這種基礎，空中樓閣式的新的綜合亦是不可想象的。

　　為了充分地理解現(xiàn)代科學史研究業(yè)已取得的思想與方法成就并由此找到一條通向新的綜合的現(xiàn)實的、可行的道路，我們還必須有意識地加強科學史史與科學編史學的研究。

　　應該看到，以往的科學史研究，無論是內史的還是外史的，也無論是思想史的還是社會史的，大都更多地側重于描述受種種“研究傳統(tǒng)”或“范式”約束的種種科學家群體或“科學共同體”的集體認識行為或社會行為，更多地側重于研究滿足某種主體間性的科學知識或“客觀知識”的結構以及它們的發(fā)展途徑或生長形式。事實上，這些研究已盡其所能地對于科學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特殊性”或“時代個性”作出了揭示，而且這類揭示在未來的綜合中應占有其應有的一席之地。但是，由于這類研究是在缺乏某種適當?shù)目茖W史哲學見解的情形下、在現(xiàn)代科學哲學見解的牽引之下進行的，以致它們關于科學史的分期問題的答案有可能是不準確的；又，由于這類研究在選擇史料時往往單單挑選適于說明科學家群體或“科學共同體”之科學認識行為與社會行為的史料，以致它們只能停留在與“科學共同體”相應的認識層次之上，不足以對個別科學家的整體行為（包括越規(guī)行為與非理性行為在內）提供適當?shù)恼f明。更重要的是，這類研究就其本意而言并非是為了揭示科學在不同歷史時空條件下的種種獨特性或個性，它們以某種關于科學之“通性”的現(xiàn)代認識為出發(fā)點，就不得不接受內史與外史之分、思想史與社會史之分，這使得一種典型的內史與一種典型的社會史必將處于永久性的分立而“互補”的關系之中。會心的讀者不妨在心中品味一下默頓與薩頓這倆人的工作，便不難理解他們在思想上、在工作上既近且遠的關系�！�2〕

　　在此，我們不能不對最近以來十分活躍的人物傳記研究投以贊許的目光，可以說，那些成功的人物傳記研究將成為未來新的綜合的先聲。盡管至今尚有人對這類研究是否適于稱為“科學史研究”表示質疑，但這只能說明質疑者本身還囿于某種較為刻板的科學史觀而不能自拔。必須指出的是，今天的關于科學發(fā)展研究的一些學科（如科學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必須突破諸如“科學共同體”、“研究傳統(tǒng)”、“客觀知識”之類的概念所能刻劃的那種“科學”的疆界，在對科學之樹的最小的活細胞——個別科學家的整體行為——實施顯微研究的同時，探尋某種更大規(guī)模、更深刻的綜合型研究道路，才能為它們自己拓展出更寬闊、更自由的生存與發(fā)展空間。科學的最基本、最豐富的特性正是體現(xiàn)于生活中的每一位科學家的科學活動乃至于社會活動之中。只有當我們深入到個別科學家的整體行為之中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理解，所謂不同“范式”之間、不同“研究傳統(tǒng)”之間的不可通約性只不過是一種神話而已，才有可能將它們之間的內在連續(xù)性揭示出來，才有可能促使以往的各種分立性的研究融合成某種連貫的整體性的解釋與說明。應該看到，非科學的因素、偽科學的因素時常出沒于科學家的科學行為之中并對之發(fā)生著或隱或顯的作用；在一個科學家的內心世界里，不合邏輯、非理性的、來自意志的想法與那些合邏輯的、理性的想法交織成一個整體，并且時常在這個思想整體的生長或演化過程中起到極為重要的、類似于催化劑或開關因子的作用。

　　人物傳記研究因其本身的性質而必須對某一位科學家的各方面的活動與行為——無論是科學方面的，還是非科學方面的——作出全面考察，事實上，它所面臨的必定是某種綜合性的研究。因此，它在選擇史料方面不受內史與外史之分、思想史與社會史之分的限制，這便為這類研究者盡可能充分地占有歷史文獻撤去了種種人為的障礙。但是，由于現(xiàn)有的、可供選擇的編史方法均不足以擔當起梳理人物傳記研究所面臨的如此復雜的文獻系統(tǒng)的任務，研究者們不得不自己去探尋適當?shù)木幨贩桨覆⑶以诖朔矫嬗錾狭朔N種意想不到的新障礙，以致我們至今仍很難見到內在一致的、真正成功的科學家傳記研究。以牛頓傳記研究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多年以前，巴特菲爾德曾告誡牛頓研究的參與者們要將牛頓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來理解，但是，到現(xiàn)在為止真正以此為目標來進行研究的學者或學者群卻為數(shù)甚少；韋斯特福爾應該說是這少數(shù)人中間最突出的一位，但是，其批評者們只是承認他對牛頓思想與工作的每一個方面都作了較深入的研究，卻無意承認他的長達千頁的牛頓傳記《永不停息》真正揭示了牛頓其人及其整體思想、工作體系。顯然，僅僅靠分析并不能通向綜合，正如日光的解析與還原一樣，在科學史研究中，我們要用“三棱鏡”，也要用到“聚光鏡”。

　　值此世紀之交的重要時刻，我們在此呼吁同仁更多地關注在本文中被討論的兩大問題：科學史研究是否必須走向新的綜合？如果是，我們應該怎樣促使它走向新的綜合？答案肯定不是唯一的，而本文的答案以及它關于科學史之價值與編史原則的見解是：科學史研究唯有通過某種新的綜合才能完成對其以往的一頁歷史的超越，為此，它應該將視線更多地投向與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不同的人物聯(lián)系在一起的形形色色的小寫的科學及其生長氛圍，以充分地了解科學相應于時間、空間以及人物的種種特殊性或個性，并以此理解全部科學史，以此表現(xiàn)科學史家對某種合乎人性的（人性≠理性）、大寫的科學的美好渴念——在上述意義上，我們說，科學史不單單研究知識或思想的生長歷程，它也研究人、研究“科學家”作為一廣義的集合名詞所能包容的形形色色的個人（不僅僅只是成功者）與群體（并不特指所謂“科學共同體”），這樣，它既是一種歷史學，也是一種人學，它既揭示人類思維結構（其要素并非全是合邏輯的或合理性的）及其生長歷程，正因為此，它也揭示著人性。

　　參考文獻

　　[1]C.Hakafoort,The Missing Synthese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Science,History of Science,Vol.26,1991,pp.207—216.

　　[2]C.Rosenberg,Isis at Seventy-five,Isis,Vol.78,1987,pp.515 —517.

　　[3]C.Rosenberg,Woods or Trees?Ideas and Actors in the Historyof Science,Isis,Vol.79,1988,pp.565—570.

　　[4]L.Pyenson.What Is the Good of History of Science? Historyof Science,Vol.27,1989,pp.353—389.

　　[5]P.Forman,Independence,Not Transcendence,for the Historianof Science,Isis,Vol.82,1991,pp.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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